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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率高達38%?并不準確!——婚姻大數據竟引發 “社會焦慮”
來源:中國婦女研究網 | 本網發布日期:2019年5月23日
標題: 離婚率高達38%?并不準確!——婚姻大數據竟引發 “社會焦慮”
作者: 見習記者 徐陽晨
資料來源: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
發布時間: 2019年5月23日
關鍵字: 離婚率 高達38% 婚姻大數據 社會焦慮
 

 


“離婚率高達38%”是以離婚登記對數和結婚登記對數的比率為標準,來衡量離婚率。這里實際上是“偷換概念”,錯把離結比當做離婚率,二者涵蓋了完全不同的統計學推斷和預測。

2018年結婚率創新低,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急速下降,反映在適合結婚的人口數量方面,適齡勞動人口、出生人口下降與結婚率下降趨勢吻合。

從婚姻的各項大數據看,主張晚婚晚育、三觀匹配、經濟平等、夫妻合理分工等訴求的“高質量婚姻”,慢慢被主流婚姻觀所認可。

日前,根據民政部公布數據顯示,2018年結婚(1010.8萬對)、離婚(380.1萬對)。2018年我國結婚率只有7.2‰,創下近十年來歷史新低。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根據官方數據整理發現,2010年到2013年我國結婚率處于快速上升的狀態,并較千禧年初上升近1‰,但自2013年開始,出現拐點,結婚率從9.9‰連續五年持續下滑至7.2‰。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較低。

然而,在結婚率一路走低的焦慮情緒下,“2018年離婚率高達38%”的新聞也同樣沖上熱搜,一時間令社會大眾震驚,引發熱議。實際上,這里所謂的“離婚率”算法并不正確。

粗離婚率、離結比等概念切莫混淆

粗離婚率是指年度離婚數與總人口之比。而細離婚率是指年度離婚數與已婚婦女人口之比,這排除了不到婚齡的年輕女性人口。由于我國大規模人口普查的難度,國家統計局及民政部門歷年慣用算法是以年離婚次數作分子除以年平均人口。

計算方法如下:在一定時期內或按所給的年份,每一千人中離婚的數字。分母是總人口,分子是離婚次數,表示方法是千分率。其計算公式為:

某年離婚率=(某年離婚次數/某年平均總人口數)×1000‰

實際上,單就正確的離婚數據來看,自2010至2017年,我國粗離婚率由2‰逐年上升至3.2‰。但2018年離婚登記對數約380萬對,較上年(約437萬對)同比下降13%,那么,根據官方計算方法,2018年粗離婚率將不超過3‰,反而較上年有所下降。

因此,結婚率創新低并不意味著離婚率創新高,二者無論從適齡人口統計學,或社會經濟因素,家庭觀念嬗變等層面分析,都無直接的因果關系。

那么,大眾如何得出“離婚率高達38%”這一數據?方法很簡單,普遍認為以離婚登記對數和結婚登記對數的比率為標準,來衡量離婚率。這里實際上是“偷換概念”,錯把離結比當做離婚率,二者涵蓋了完全不同的統計學推斷和預測。

離結比是用來比較同一時期內,把離婚對數與結婚對數直接相比,分子中的離婚者與分母中的結婚者并不一定是同一撥人,而且基本上是無關的。離結比攀升并不一定表明離婚率的顯著升高,例如,根據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離結比排名前三的省市分別是黑龍江(63.1%)、天津(62.3%)、吉林(62.1%),而2018年離婚率排名前三的省市是北京、天津、四川。與離婚率反映的婚姻破裂狀態不同,離結比描述了當下社會婚姻狀態的一種“猶豫”,即面對婚姻這座“圍城”,越來越多人選擇了在門外謹慎徘徊。

理性看待婚姻大數據

專家解釋,2018年結婚率創新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急速下降,據相關數據統計,自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7年減少,7年間減少共2600余萬人,每年正以300萬~500萬的數量下降。反映在適合結婚的人口數量方面,適齡勞動人口、出生人口下降與結婚率下降趨勢吻合。

反觀離婚率,自2002年來,我國的粗離婚率不到千分之一,橫向上看,發達國家的離婚率大都處在4‰或5‰,相較來看,中國離婚率比較低,尚在合理區間內。專家分析,由于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婚姻的外圍環境由“較為穩定”變為“加速巨變”,離婚率的“相對”快速上升格外顯眼。

從全國各省市離婚率大數據來看,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鄭文平講師將“高離婚率”區域劃分為幾種不同類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具有強烈經濟學表象的婚姻失意”。例如,2018年離婚率排前四的城市為北、上、深、廣,其共同的經濟特征為高速發展、高物價、高房價。但經濟發達的浙江省,其最大的婚姻“殺手”是生活瑣事(34.21),其次為長期分居(30.16%)。另外,根據2018年法院大數據:夫妻因感情不和成為離婚首要原因,全國45.9%的夫妻因感情不和向法院申請解除婚姻關系,其次是家庭暴力原因(27.8%)。

鄭文平說:“因經濟壓力對婚姻產生的不穩定影響正在逐漸放大,但由此產生的交易性離婚并不能與傳統意義上的離婚混為一談。北上廣高經濟增長可能對原有的社會結構、不同人群經濟差距和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層次影響。”

他指出,這一背景下的高離婚率同時也是女性經濟崛起的一種反饋,根據數據統計,2016年~2017年全國離婚案中,73.4%是妻子提出離婚。加之現代社會個體多元的價值觀、婚姻觀差異也明顯愈加擴大,鄭文平表示,今后對離婚群體的變量因素研究將更為復雜。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應更多關注收入分配不平等帶來的潛在影響,特別是了解如何引導社會文化的改變,盡可能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行為非理性干預。”他說。

“高質量”婚姻觀將舒緩社會焦慮

從婚姻的各項大數據看,隨著社會的極速發展,對婚姻的陣痛考驗仍在繼續,社會的焦慮感也在“代際溝通”失衡中越發凸顯。但不同的聲音也在不斷放大,主張晚婚晚育、三觀匹配、經濟平等、夫妻合理分工等訴求的“高質量婚姻”,慢慢被主流婚姻觀所認可。

“近年來,低質量的婚姻問題矛盾突出,婚姻的不穩定、不包容、不理性情況較過去明顯加劇。”鄭文平強調,生活質量高低與婚姻關系本身并沒有清晰的界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離婚率問題也沒有在其他轉型國家類似發生過。

“但全球貿易和技術轉移等經濟活動直接改變了男女就業結構,這一點對于將女性從婚姻中解放出來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這樣會使得低質量婚姻問題越發嚴重,從而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接受多種形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單一的以“婚姻家庭結構”為主。

當下,高質量生活的理念實質上反映了一種解壓后的輕松心態:未婚者在步入婚姻之前抱有審慎的樂觀,離異者在婚姻失敗后更為冷靜地尋找情感與責任的平衡,不失為一種成熟與理智,全社會對此應該持包容和理解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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